“磨刀石”的哲学
——“实战化军事训练的文化思考”系列报道之五
▲晨曦中，“蓝军旅”官兵正在进行战车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恶战”。 申冬冬摄
训练文化说复杂很复杂，它是一定历史阶段内人在训练领域一切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几乎包罗万象；说简单也简单，就是在军事训练上那种植根于人内心的支配其思维和行动的精神力量，说白了，就是在训练任务面前，官兵个体和群体（分队或部队）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我想从“蓝军”这个“磨刀石”的角度，来说点我对训练文化的感受。
“红军”败在训练文化上
从“跨越-2014·朱日和”实兵对抗系列演习算起，迄今在朱日和已经进行了数十场演习。这中间，“红军”仅取得一场胜利。
这很正常。比如美军，在演习场上也是败多胜少。相反，以往演习中那种“红军必胜”的模式，才是可怕的。
原北京军区一位领导告诉我：2003年在朱日和，一次有外军参观的演习结束后，中外军官一起聊天。美国陆军一位旅长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国也有这么大的一个训练基地（指欧文堡）。我宁愿在基地输给我的对手，也不愿在战场上输给我的敌人。”俄罗斯空降军军长更是直接指出演习中有人弄虚作假。作为演习的组织者，这位领导听到后心里五味杂陈。但在那时，我们有些人把对外公开的演习视为对外军的表演，“红军”只能胜，不能败；不仅不能败，而且不能有一点失误。
从训练文化上来说，演习如演戏的现象可称之为训练场上的“表演文化”。
2014年3月，经习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关于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意见》下发全军。在我军训练史上，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文件。它像一把利剑，直指训练场上的“表演文化”；像一座灯塔，指明了训练与实战一体化的本质内涵。此后，以朱日和“跨越”系列演习为先驱的各类演习，突破了“红军必胜”的模式。在训练场上，一种与“表演文化”针锋相对的战斗文化正在逐渐形成。
体育竞赛讲究公平，但战争史上，从来没有一场公平的战争
在朱日和，每场演习结束后，“红”“蓝”双方都会在导演部的主持下复盘检讨，检讨得相当全面，相当具体，但能从训练文化上找问题的，只有少数指挥员。“红军”部队的不少官兵是带着竞技思维来朱日和的，即一心想着要争一个你高我低，我赢你输，要在上级和兄弟部队面前露一手。这种训练场上根深蒂固的“竞技文化”（或曰“锦标文化”）与“表演文化”一样，与战斗文化是对立的。
曾经，有个“红军旅”一到朱日和，便向导演部提出“抗议”。“抗议”什么？对“红军”太不公平！这次演习，“蓝”守“红”攻，“蓝军”先占领了有利地形，构筑了防御体系，而“红军”远道而来，又不准提前看地形，公平吗？不公平。“蓝军”在朱日和练了很久，而“红军”是打“第一仗”，公平吗？不公平。还有，“蓝军”与训练基地是一家，总导演、“红”“蓝”双方的调理组组长都是基地领导，他们不回避就是不公平。
笔者向时任“蓝军”旅长夏明龙求证此事时，他缓缓地说：“他们质疑这不公平，那不公平，是把演习看成比武了。体育竞赛，讲究公平。我们平时比武，不少项目也是按体育竞赛的规则。久而久之，这种‘竞技文化’就带到演习当中来了。要知道，战争与比武恰恰相反，是最不讲公平的。美国将领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不想把军队派去打一场‘公平的战斗’。战争史上，从来就没有一场公平的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我军与敌人在武器装备上不是一般的不对等，隔了多少代了，何谈公平？因为不公平，我们就不打了吗？”
夏明龙认为，只想在演习中赢而不考虑在实战中是否会输，是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也就是说，“竞技文化”还在影响着演习场。有的指挥员为了输赢，甚至会做出违背作战规律的决策。在某次演习中，某旅已将“蓝军”一线阵地撕开，如果他集中兵力火力合成突击，是可以获胜的。可他们却只用步兵突击，而留作预备队的26辆坦克没用上，炮兵又隔得太远，难以发挥直接支援的作用。令人匪夷所思吗？不，人家小算盘打得精着哩！战损比例是判定演习胜负和打分的重要依据，损失一辆坦克、一门火炮所扣的分比损失一个步兵班还多。这个规定并不完全科学，有人便琢磨钻空子。
用战斗文化取代“竞技文化”
比武是我军的一项光荣传统，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至今仍让人激动不已。不可否认比武排序对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作用，但是，比武若脱离实战化背景，比出的尖子在战时是否顶用却是个未知数。
明代军队比武的项目有举石锁、拉弓弩、步射、骑射等，但靠这些武艺在北方挡不住蒙古骑兵，在南方对付不了倭寇。抗倭名将戚继光编练新军，改革训练，针对倭寇的战术特点，步兵主要练鸳鸯阵，而严禁练那些中看不中用的武功。比如，有人将枪、剑舞得出神入化，却被戚继光痛打屁股，为啥？如果单兵打单兵，此种武艺也许有用，但在集团作战的倭寇面前，就成了花拳绣腿；而且在鸳鸯阵中，这种表演性武功是对整体作战的破坏。戚继光之所以能对倭寇作战百战百胜，首先胜在训练场上，胜在用战斗文化代替了“教条文化”“竞技文化”。
晚清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从逢战必败到夺取最后胜利的过程，从训练文化上看，也是战斗文化代替“教条文化”的结果。曾国藩发现清朝主力军绿营的训练不行，便另立课目，改练戚继光的鸳鸯阵和三才阵。殊不知在实战中，这种前朝用来对付倭寇的办法对付不了太平军。于是曾国藩幡然醒悟，针对太平军的战术，改练一字阵、二字阵和方城阵（专门对付太平军的伏地阵），从此“逆天”了。
古今中外，此类例证不胜枚举，无不说明，训练文化决定战场胜负。你想在战争中获胜吗？那就必须用战斗文化代替“竞技文化”等与实战相悖的文化。
“竞技文化”与战斗文化，虽然都能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但是二者从出发点到归宿点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为夺锦标而练，一个是为消灭敌人而练；一个以兄弟单位为对手，一个以假想敌为对手；一个用心研究竞赛规则，一个用心研究敌军特点；一个是比武比什么就练什么，一个是战斗需要什么就练什么。九九归一，二者最本质的区别是，一个练的是武艺，一个练的是杀敌本领。
在朱日和的演练场上，“蓝军”之所以获胜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指挥员心无旁骛，一门心思谋打仗。“蓝军”原旅长夏明龙曾对笔者说：“作为‘蓝军’旅长，我是不在乎输赢的，军委机关给我的任务就是当‘磨刀石’，具体要求是八个字：‘逼到绝境，难到极限’。我按这八个字做了，把‘蓝军’的特点体现出来了，输了赢了都算完成任务。放下了输赢的包袱，专心指挥对抗，反而收放自如，举重若轻。”
从演习场看训练场，他认为“红军”平时就背着输赢的沉重包袱，“许多打仗有用的本领没有练，而打仗用处不大甚至没用的东西练了不少。”
比如，战场感知能力是打仗必备的基本能力之一，可非常遗憾，这个基本能力却是我们以往训练中最大的“赤字账户”。“蓝军旅”与其他部队一样，在这方面也曾欠账很多。在接受模拟“蓝军”的任务后，他们用实战标准检验训练，发现了包括战场感知能力在内的诸多短板，于是进行突击补差训练，包括炊事员、修理工，概莫能外。演习后，很多人在研究“蓝军”的炮火特别准的原因，告诉你：其中一个原因是全旅官兵人人都能报坐标，给炮兵当眼睛。
而不少“红军”官兵来到朱日和，没有方位感，没有安全感，恐惧感倒是不少。因为军事地形学的训练大大不够，一到生疏地方就蒙了。曾有个旅补充弹药的车队竟然稀里糊涂地开到“蓝军”阵地上，送上门当了俘虏。因为驾驶员平时只练了开车，没有练识图认路，而以往演习，都有调整哨，有人给他挥旗子指路，一旦没人指路了，就找不到北了。夏明龙说：“识图用图，判别方向、道路，这是战场感知能力最基本的要素，可惜平时我们只在参谋人员、侦察、通信分队进行相关训练，其他分队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为啥？非侦察、通信专业比武不比这些，不比就不练。”
战场感知能力，一要搞清地形，二要搞清敌情。在朱日和参演的“红军旅”，战前侦察获取情报的准确率都较低，让指挥员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判断一旦失误，战斗必然失利。造成情报准确率低的原因，也与“竞技文化”有关，以往比武大多不比相关项目，不比就练得少甚至不练，比如对无人机等新型侦察手段就练得太少，训练中的欠账直接转化为实兵对抗中的败仗。
缺少的不是武艺，而是战场意识
用战斗文化代替“竞技文化”，目的是改变训战“两张皮”的现状，做到训战一致。但是，战斗文化光靠教育是教育不出来的，要在战斗中培育。在不打仗的情况下，只能在实战化对抗演练中培育。军委关于开展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的通知特别强调了四个“用好”：用好信息化训练手段；用好各战区、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品牌演训；用好军兵种互为条件对抗训练机制；用好中外联演联训联赛平台。这四个“用好”，第一个“用好信息化训练手段”是管总的，其余三个“用好”的核心就是“对抗”二字。各军兵种的“品牌演训”指的什么？即如陆军的“跨越”“火力”，海军的“机动”“蓝鲸”，空军的“金头盔”“金飞镖”等，其对抗的激烈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中外联演联训联赛，火药味一年比一年足。
在朱日和采访，看到不少“红军”官兵对败给“蓝军”不服气，说：“咱们拉开架子一项一项比，谁胜谁负还不一定！”
对此，“蓝军旅”某装步连连长年智勇对笔者说：“我个人感觉，他们的基础训练比我们强。我们因为一场接一场地演习，至少是基础训练的时间不如他们长。”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比武可能占优势的却在实战化演习中败北了！这不能说明基础训练好的败给了差的，但再次印证了清末名将左宗棠的一句名言：“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年智勇分析说：“他们缺少的不是武艺，而是战场意识不够。”
不错，“素练之卒”之所以不如“久战之兵”，首先是差在战场意识上。而战场意识是通过一个个细节表现出来的。
某特战旅曾多次与某国特战部队联训，营长刘珪告诉笔者：该国特战部队几乎人人都打过仗，在联训中，可以清楚看出这种优势。一次预演突入恐怖分子占据的房间，中方队员从左边踹门进入，对方队员从右边踹门进入，结果裁判判中方失败，对方成功，为啥？当时阳光从左边照射过来，从左边踹门，人还没到门前，人影就先到了，恐怖分子从门缝中见到人影就会准备射击。从这一个细节，就可看出实战历练是多么重要！
在战斗中，一个细节可能决定胜负。在战前，一个细节就可以判断一个人和一支部队是否有战斗素养。
我军两支部队曾在朱日和相邻野营。一家住大帐篷，排列整齐；一家（原装甲某旅）住单兵帐篷，分散无序。俄罗斯的一位将军盛赞住单兵帐篷的部队，说“这才是打仗的样子”。有人问他，“何以知之？”他反问道：“你打过仗吗？”然后解开上衣，露出毛茸茸的胸脯，指着左边一个伤疤说，“这个在阿富汗”；指着右边一个伤疤说，“这个在黎巴嫩”。如果稍有战场意识就应该知道，战地宿营必须分散配置，否则就可能被对手团灭。
战场意识要在对抗中培育，打仗的本领也只有在对抗中才能真正练出来
不经过实战化对抗磨练，没有几次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痛苦教训，即使战术原则背得再熟，指挥程序走得再溜，网上模拟搞得再多，也是靠不住的。
比如，在进攻战斗中，破障是一道非过不可的坎。各部队在破障上都没少下功夫，但到朱日和实战化的演练场上一检验，成绩大多为不及格，最好的也只能算是勉强及格。有“红军”官兵生气地说：“‘蓝军’是占了防守的便宜，咱们换个位，你还敢牛吗？”从2015年起，第一场“红”攻“蓝”防，第二场倒过来。“蓝军”进攻特别是破障情况如何呢？次次获胜。“蓝军”某装步连连长路林宽告诉笔者：“最利索的一次，我连破障后又攻下一个山头，全连‘伤亡’还不到两个班。”为啥如此利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套合成破障的办法，而这套办法是吸取了自己和“红军”血的教训的结果。
在“跨越”之前的演练中，“蓝军旅”并不比别人高明。某次破障，一个连几乎全部“阵亡”，通路也没有开成。总结了自身的教训，加上作为对手，对“红军”的教训看得更清楚，于是一套与众不同的破障模式在双方教训的土壤上出生了。首先，针对以往指挥不统一的教训，“蓝军”旅长满广志借鉴美军的任务式指挥方式，赋予一线连连长指挥诸兵种的全权。路林宽告诉笔者：“如果我打主攻负责破障，直接归我指挥的至少有步、坦、炮、工、防化等五个兵种，经授权，还可以呼唤旅属炮群和直升机。”第二，针对指挥手段跟不上的教训，满旅长带着大家反复试验，攻关克难，基本打通了各兵种之间的通信问题。“我一个连长，就配了4部电台，对上对下全部搞定。”指挥权限和指挥手段的问题都解决了，那就能合在一起练了。练的结果，一线营、连长就真正成了能呼风唤雨的合成指挥员了。
实战化对抗虽不能把“素练之卒”变成“久战之兵”，但可以练出“能战之兵”。训练场上的战斗文化建设，实战化对抗是一个不可离开的抓手。
（江永红）
延伸阅读
从“素练之卒”到“能战之兵”
左宗棠有句名言，“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以练技而未练胆故也”，强调胆气对战斗力的重要性。诚然，胆气是战斗精神的重要表现，也是平时练兵的关键环节。但是，“素练之卒”与“久战之兵”的差异，岂止“胆气”？在相对和平的状态下，如何把“素练之卒”打造成“能战之兵”，是一个涉及多个层面的复杂问题。
可以说，没有哪一支军队不希望自己的官兵通过平时的“素练”，实现战场上的“能战”。但很多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事与愿违。300多年前，哲学家王夫之在《宋论》中谈到，没有经过训练的兵，能不能打仗？答案是肯定不能。那么，平日里经过反复训练的兵，是不是就肯定能打仗？答案是“固不可也”。为什么呢？他说得很形象：“世所谓教战者：张其旗帜，奏其钲鼓，喧其呼噪，进之、止之，回之、旋之，击之、刺之，避之、就之；而无一生一死、相薄相逼之情形，警其耳目，震其心神。则教之者，戏之也。日教之者，日戏之也。教之精者，精于戏者也。勍敌在前，目荧魄荡，而尽忘之矣。即不忘之，而抑无所用之。是故日教其兵者，不可使战也。”简言之，如果平日里的训练像“演戏”，自以为是地按照既定套路、甚至是落后套路反复训练，那么“戏”演得越精，“素练之卒”就离“能战之兵”越远。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知酿成多少血的教训。
“素练之卒”与“能战之兵”，更多讲的是个体。但是，让“素练之卒”成长为“能战之兵”的军事训练，却是一种集体行为，也是一个相对长时间的过程，受到目标追求、战术理念、组织方式、行为规范等多重要素的制约。所有这些要素，铺就了军事训练的“文化土壤”，其与实战要求的契合度，直接决定着“素练之卒”能否真正成为“能战之兵”。如果其中有一个方面出现偏差或者“变异”，都可能导致训练与实战脱节。而在与实战脱节环境下进行的“素练”，哪怕单个士兵再努力，也可能在战场上“水土不服”，很难形成真正的战斗力。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战士的个体差异相对不大，但不同的训练文化却从根子上左右着战斗力的生成，塑造着不同素养水准的军人，进而决定一支部队的战斗力。
先进的实战化训练文化，绝不会把“实战化”仅仅停留在嘴巴上，而是时时处处把“战”的思维渗透到“练”的方方面面，其承载的是与实战最接近、甚至高于实战的训练标准，催生的是真正为战场而生的“能战之兵”。对于这样的军人来说，因为长期浸染在“战”的氛围里，其思维和行为方式早已经超越了“练”的层面，“练”在他的心目中只是“战”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即使在未见硝烟的和平环境下，他亦是如此专注而警觉，如此自信而勇敢，如此不能容忍与打赢无关的任何“沙子”，因为他要让自己永远处在离胜利最近的位置上。这样的军人，一旦战争打响，就是一把插向敌人心脏的尖刀。这样的部队，一旦战争打响，就是让对手心惊胆寒的虎狼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