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河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于去年12月1日起施行。这部《条例》引人关注之处在于其明确规定了“已成年且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赡养人要求老年人给予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此规定被诸多媒体解读为“立法禁止啃老”，继而引发舆论关注。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亲情伦理和道德法律秩序，在中国自古就是很难厘清边界的领域。或基于此，当年“常回家看看”的精神赡养之立法初心，时常被现实所归谬。最简单的一个逻辑是：尽管“不回家”的子女很多，真正依法求偿精神赡养的父母，寥寥无几。因此，当地方立法善意地赋予父母拒绝子女啃老要求的时候，舆情往往容易从执行力上将之视为“咸吃萝卜淡操心”之举。

　　“立法禁啃老”的话题并不新鲜。早在2011年，江苏立法明确“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此后，山东、吉林等地对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立法中亦相继出现类似规定。这些规定，其实以“立法禁啃老”来解读并不准确：一则，它并非一刀切的“严禁”，意在乘续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相关规定，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财产权。换句话说，面对“啃老”老人有说不的权利，至于用不用这个权利，是当事人的自由。二则，“花式恶意啃老”的法律后果，虽然细则化之后看起来很厉害，但其实并非地方立法的“创意”。比如河北的《条例》规定，子女或者其他亲属窃取、骗取、强行索取老年人储蓄金、养老金、退休金、政府补贴、养老服务卡（券）以及其他财产性权益的，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实，在《民法总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上位法中，早有相关或类似规定。地方性的“老年人保障条例”，大多只是系统法律的细化与落地。

　　谁都明白一个老理，叫做“徒法难以自行”。更何况，“养小”还不比“养老”，很大程度上个家庭自治的问题。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公布曾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的现象，有30％左右的成年人基本靠父母供养。当然，即便是在家庭观念差异很大的西方国家，在高失业率和经济不景气的当下，“啃老”亦是共性的问题。美国纽约州北部的一户寻常人家里，就常年住着一个无所事事的儿子，而他还对外宣称自己是一名生意人。去年5月，父母忍无可忍，一纸诉状把他告上了法庭。因此，共识大概有两个：一则，“啃老”并非中国式难题，虽尴尬，却不稀奇；二则，法治是赋予父母说不的权利，而不是事无巨细地插手家庭内的微观经济关系。

　　“立法禁啃老”，这个判断无非是民意对地方新规的通俗理解，只是，立法的本意恐怕不只是在于刚性约束，而更重在传递价值认知和权益常识。这种“善意”，是法治谦抑的表达，更是价值信仰的引领。再形而下地说，它也许并不能立竿见影扭转“啃老”的现象，不过，它提醒子女“啃老”可能的非法性与不当性，亦提醒老人时刻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纾解“啃老”上的顽疾。

　　“啃老”未必违法，拒绝亦是权利。在老龄化路上飞奔的中国，是该为老人的权益与自由密织法制网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