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兴在北京市丰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领回房产证。

杨世军起诉张光兴、要求对方偿还欠款的起诉书。受访者供图

85岁那年，张光兴开始“流浪”。

这位原卫生部退休干部租地下室住、到亲戚朋友家洗澡，居无定所。因为他的房子没了。

2016年年底和2017年年初，这位北京老人用自己的房子作抵押，分两次借贷400万元，“投资”新元盛业生物科技公司（以下简称“新元公司”）。公司承诺的还贷、收益、保本和免费提供保健品都没有兑现。张光兴债务缠身，房子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卖掉，他一度被迫离开了家。

近两年，许多跟张光兴一样失去房子、背上债务的老年人，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张光兴的代理律师齐正解释，2017年，因全北京有200多人报案，新元公司涉嫌非法集资，法定代表人王淑芳被北京警方逮捕。与其相关的部分案件至今仍在侦查中，涉及的房产有200多套，张光兴是其中一个案例。

“流浪”16个月后，今年7月，根据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张光兴的名字回到他曾失去的房产证上。老人也回到住了将近30年的老房子里。

另一些签下他名字的纸张，眼下仍令他喘不过气。400万元，欠款合同白纸黑字，债权人把他送上了被告席。

“新元公司的案件涉及的200多套房产中，张光兴是目前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拿回房子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田硕宁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说。

律师齐正认为，比起其他200多个家庭，乃至全北京、全国所有因“以房养老骗局”“套路贷”失去房子的老人，张光兴算是“运气很好了”。

“有房子吗？有汽车吗？”

齐正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退休干部张光兴年轻时学医，晚年却不信医生，更信保健品。

老人家是资深的保健品消费者，他关注各式各样的产品，瓶的、罐的，固体的、液体的。他曾跟上百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听课，平时看保健养生类书籍。他看书时还喜欢做笔记，在空白处写心得感想，几乎在每行字下面画线画圈。

2016年，新元公司的酵素类产品引起张光兴的注意。“酵素啊，酶啊，我非常感兴趣。”他说酵素的理念，和他当初在医科大学学的内容是一致的。新元公司的宣传资料印得“非常多，随便拿”。张光兴越研究越认同，开始购买产品。

当时，对老人来说，唯一的问题是这种保健品“价位太高”。张光兴很快发现，自己掏钱，“继续吃下去比较困难”。

据张光兴和多位老人回忆，新元公司有一个部门叫“贷款部”，负责把老人介绍给小额贷款公司或放贷人。

“有房子吗？有汽车吗？”新元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建议他，将房产作为抵押物，可以从私人借贷公司借来好几百万元，再将这笔钱作为投资，注入新元公司，张光兴就能不花钱吃酵素了。

老人记得，新元公司当时承诺，会签下协议，帮他偿还贷款产生的利息，每个月还会给他一笔投资收益，称之为“回购款”，贷款到期后新元公司归还本金，算是“以房养老”。

张光兴当时很动心，回家跟妻子刘曙光商量。老太太起初不同意，最终在老爷子的坚持下答应了。如今回想那个时候，刘曙光直咬牙。

2016年12月，经由新元公司介绍，两位老人被一位放贷人带到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在几份文件上签了字。

直到今天，张光兴也说不清自己是怎么签下那些文件的，他最后也没有拿到公证书，更搞不清楚经公证产生法律效力的文件约定了什么内容。后来据媒体报道，类似案件中有些老人，在公证程序进行期间，甚至不记得见没见着公证员。

程序完成后，张光兴被新元公司告知，他抵押的房产可以从放贷人那里借出300万元，这笔钱将用于购买新元公司的保健品800公斤。老人表示，新元公司当时承诺每个月给他6万元“回购款”，一年之后全额返还300万元本金，贷款产生的每个月9万元利息，也由新元公司来还。

此后每个月1日，说好的6万元都会按时打到老人银行账户，打款人是新元公司。银行流水明细单显示，新元公司也的确将利息打到了债权人的账户上。

张光兴也琢磨过，“房子市值将近600万元，却只贷了300万元，是不是有点不合算？”后来，他对当时的收益情况很满意，于是又将自己的80万元存款投入新元公司。

2017年3月，张光兴被放贷人劝说，到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再次签下自己的名字，借贷100万元。

在相隔4个月的两份经公证的债权文书上，债权人是两个不同的人。为这两次借贷进行信用担保的人名叫杨世军，他分别收取了9万元、13万元的担保费。

对张光兴这样的老人来说，公证处这3个字，有着特别的公信力。可用齐正的话说，他接触的“以房养老骗局”“套路贷”相关案件，大多都会使用把老人领到公证处签字的方式。

抵押房子的老人，借来的钱除了注入保健品公司，还投资五花八门的信托基金、理财产品。“这些人利用了公证处的公信力，削弱老人的防备意识，因为老人认为公证处就代表着公正。”齐正说，“但有些公证员，跟小贷公司的人特别熟。”

张光兴还没有来得及看账户，他借来的钱就直接转给了新元公司。此后，张光兴在7个月里收到两笔“投资”的“收益”，累计44万元。新元公司在7个月里累计帮张光兴还款72万元。

齐正后来帮张光兴算了算，新元公司给老人的这些“收益”，不足以弥补张光兴投入的80万元，也不足以弥补后来陆续产生的“房租、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用、保险公司保全房产的保函费用”。

更何况，就算房子回来了，老人还背着400万元的债呢。

钱没了，老房子也对他关上了门

危机在2017年7月开始显现，用齐正的话说，当时，新元公司“资金链断了”。

在这位律师看来，新元公司的经营方式是“庞氏骗局”，“利用新投资者的钱，给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而王淑芳“只有忽悠的本事，没有真正经营的本事”，资金链断裂是迟早的事。

“新元公司的贷款部门，本质上是多个小贷公司的工作人员和非法职业放贷人组成的。套进来的人越多，利息也越滚越多，王淑芳的融资成本也就越来越高，这是不可持续的。”齐正向记者解释。

那个7月，包括张光兴在内，许多“投资者”都没有收到新元公司打来的“回购款”，该给借贷公司的钱也没有到账。这些抵押房产借贷的人，开始陆续接到催款电话。他们找新元公司催问，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答复，钱也要不回来。最后，不少人选择报案。

一个月后，新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淑芳被警方逮捕，“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张光兴必须自己面对400万元债务和借款不断产生的利息，就连他那800公斤保健品，因为没有搬回家，似乎“也打水漂了”。

新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逮捕还不到一个月，张光兴家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当初为他做担保借钱的杨世军。

杨世军与张光兴的两位债权人签下债权转让合同，如今成为张光兴唯一的债主。在杨世军眼中，事情很简单，就是张光兴跟他借钱投资，失败后还不上钱了。

在熟人眼中一辈子老实、本分的张光兴开始琢磨卖房还债。作为退休干部，他张罗卖房手续时惊动了老干部局。局里的人一听这事儿，都说他“肯定是被骗了”“这么大岁数他贷什么款？不可能”。当时，刘曙光去加拿大探望女儿，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张光兴没卖成。等老太太回国，一听卖房，立刻就否决了。

几个月后，杨世军再次出现时，张光兴的名字，已经从自家房产证上消失了。

老两口这才弄明白，自己当初在公证处签下的文件里，包含了一份委托书，“受托人可以代我们到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办理房产产权转移、过户事宜等”。委托人是刘曙光和张光兴，受托人正是杨世军。

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杨世军已经把房子以400万多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叫丁明的人，低于市场价约200万元。齐正给记者展示了另一份文件的复印件，上面显示，丁明在“买”下这套房子之后，又将其抵押给杨世军。

去年12月，张光兴与被告丁明、第三人杨世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在丰台区人民法院方庄法庭正式开庭审理。丁明出庭并承认，自己并没有真的拿钱买这套房子，只是因为拥有北京户口，替杨世军挂了个名。房子真正的拥有者，还是杨世军。

也是杨世军敲开了张光兴的房门，要求两位老人离开“自己”的家。

扯皮的过程，张光兴已经不太记得，只记得杨世军带来的人“很讲究，只说话，不动手”。

老两口报警了，但民警看了房产证上的名字，无可奈何。双方没有任何肢体接触，最后民警只能说：“你们这是经济纠纷，得通过法院来解决。”

“收房”的人拿着房产证，叫来开锁公司，直接给房门换了锁。这处8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张光兴和刘曙光老两口一人占了一间，杨世军带着另一个陌生人在客厅住下了。

两位老人约好，不能同时出门，至少要留一个。门锁已经换了，一出去，恐怕就回不来了。他们的女儿女婿都在国外，一时赶不回来。

老人和收房人共同生活小半个月，偶尔互相冷嘲热讽几句，大多数时候相顾无言。老两口在厨房自己做饭吃，对方每天叫外卖。刘曙光发现，当初的两个债权人之一，偶尔会来给杨世军及他的同伴送饭。

与此同时，杨世军开始领人来看房子，要把房子转卖出去。从早到晚，看房的人一拨儿接着一拨儿。刘曙光要是碰见了，就凑过去提醒对方，“这房子别买，产权可有争议啊”。这话丢出去，来的人“脚后跟一旋就走了”。

这场对峙持续到2018年4月10日，那天刘曙光恰好不在，张光兴一个人守着老屋。突然间，房子的水电煤气都停了。

张光兴一紧张，忽略了老伴不在家的情况。他走出房门，进入楼道查看电表箱，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

这间他住了将近30年的老房子，在他面前牢牢锁上了房门。

与张光兴处境相同的老人，近来年陆续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已经立案的包括北京中安民生的“资产养老”案、广艳彬案等。类似的案件中，老人往往经历暴力收房或被迫卖房。

在公证处签下一摞文件后，许多老人的房子就此被小贷公司控制。即便有些涉案人被依法判刑，被抵押出去的房产仍然难以追回。有着法律效力的“签名”和“公证”，成为司法部门的最大阻碍。

可他们同样很难说清，自己是否真的对签下的那些协议毫不知情。杨世军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提及，张光兴借款时的两次公证，公证处都有全程监控录像，随时可供查阅。他本人也愿意跟张光兴、刘曙光当面对质。

“到底是谁在说瞎话？现在是谁在赖账？谁在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推卸责任？谁在不择手段地弄这些事儿，当一个表面上的受害者？”杨世军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说。

涉及“以房养老”骗局的新闻出现频繁，张光兴格外留意。他在一个与自身遭遇相似的案件中，看到了律师齐正的名字，觉得这个律师“有经验”。

那起案件中，齐正帮受害人拿回了房子。他坦承，由于公证书的存在，这样的案件办起来很有难度。

2018年7月左右，张光兴辗转找到了齐正。

“围猎”老年人，开始是钱，后来是房子

张光兴离开老房子时什么都没带，刘曙光还好点，背了包，身份证在身上。老两口一起用力拍门，随后报警。派出所民警来了两次，跟他们一起拍门，里面毫无动静。

刘曙光回娘家暂住，张光兴却不肯离开这座老楼。他在老房子的同一个单元里，租到一间地下室。

8平方米的地下室不见阳光，泛着潮气，卫生间在走廊里。张光兴没处开伙，顿顿饭都去附近市场的大排档解决。他一向追求养生，少盐、少油、吃素，大排档的菜得拣着吃。

他躺在地下室的床上，往上数五层，就是自己曾经的家。每隔几天，他就上楼去看看，敲敲房门。

有一次里面有人应声，张光兴赶紧要求拿回自己的包，“起码把身份证给我”。最终，他拿回了一个笔记本、一双鞋、一个保温杯，还有他的身份证。

张光兴在地下室住了4个多月，熬过了2018年的夏天。地下室没有空调，85岁的老人拿湿毛巾擦汗，每隔几天再去亲戚家洗澡。

9月，张光兴搬出地下室，和妻子在离家不远的一栋筒子楼租房，新住址仍然没有离开方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的方庄一带开始建设各国家部委的宿舍区。当时交通不便，张光兴得坐单位的班车。如今，这里早被裹进市中心。日客运量近百万人次的北京地铁5号线从小区附近穿过，30年前荒凉的街道，现在在南二环和南三环之间，在早晚高峰时段打开手机地图，会看见它们呈现表示交通拥堵的深红色。

齐正一直在劝老人搬远一点，他担心哪天要是遇见杨世军，没准老人又被劝着签了什么东西，“老头太好哄了，让签什么都签”。

刘曙光也劝他搬到四环之外的地方，租金便宜点，但张光兴不肯去，“就认方庄，他熟悉”。

房子没了，张光兴去公证处调取公证书，才知道当初给自己办理委托的一位公证员名叫杨宏舟。

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田硕宁提到，就在今年年初，方正公证处包括杨宏舟在内的8位公证员，因涉嫌一系列“套路贷”“以房养老骗局”案件，已被朝阳警方正式批捕。

“这是一套黑产业，有食物链。”齐正解释，一些人趁着“金融创新”的时代，趁着“很多监管和法律都没有跟上”，钻着空子做局，“围猎老年人”。前些年还只是骗钱，这两年干脆“盯上了他们的房子”。

这位律师收集到的证据包括一系列案件中的合同和文书，有所有相关者的签名。张光兴当初与新元公司、杨世军等人签订的所有协议的复印件，目前也都被齐正搜集完毕。

张光兴守着老房子等待，2018年12月26日，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里写着：“杨世军以张光兴的名义与丁明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应属无效。”

张光兴签了那份委托代理房产的文件，杨世军就是他的代理人。民法总则规定，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杨世军以张光兴的名义把房子卖给丁明，实际上是卖给自己，那么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就是无效的。”齐正向记者解释。

杨世军不服一审判决结果，进行上诉。2019年4月2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两个月之后，北京市方正公证处送来一份文件，撤销2017年3月为张光兴、刘曙光夫妻做的那份“委托杨世军办理房产抵押、解押、出售”的公证书。

撤销的依据是《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三条第三项，“公证书的基本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应当作出撤销公证书的处理决定”。

上个月，中信公证处也针对近800处房产涉案的中安民生案，出具了一份承诺式的决定书，表示不给涉及中安民生的公证债权文书出具执行证书。

时隔一年多，刘曙光重新走进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却感到陌生。家具蒙上厚厚的灰尘，屋里弥漫着怪味，纱窗被老鼠咬破。老太太用钢丝球一遍遍刷洗柜底的污迹。

家里储藏的酒都成了空瓶，一本属于她的日记不见了。客厅桌上有一本不属于这个家的物权法，被翻得很旧，刘曙光猜测，也许是杨世军的。

今年1月，杨世军一边上诉，一边另案起诉张光兴，要求其偿还贷款。6月18日，丰台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目前还没有判决结果。

在齐正看来，这起“新元酵素案”中第一个拿回房子的案子，或许会成为相关案件中较好的判例。

据媒体报道，另一位因新元公司抵押了房子的老人，至今仍不知自己当时在公证处究竟签了什么合同，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债主到底是谁。

双方都觉得对方是骗子，自己是受害者

张光兴也很难说清，自己的债主究竟是谁。齐正根据收集到的银行流水单据判定，从始至终，借钱给张光兴的人都是杨世军。

杨世军则认为，在这件事情当中，大家最该弄清楚的是“到底现在谁是受害者”。他眼中的张光兴，想逃避还钱的责任，“受益的时候往前冲，承担风险的时候往后缩”。

在张光兴最初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上，出借人的名字都不是杨世军。一审法庭上，杨世军否认与两位债权人相识。但齐正把几份文件的复印件作为证据摊在桌上，他指出，杨世军和那两位债权人给法院留的地址都是一样的。

张光兴的房子回来了，但老两口心有余悸。刘曙光时不时会想起杨世军在法庭上喊着“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样子。“我要是借出去400万元，也得想着法子要回来啊……还是得新元公司把这个钱还上才行。”说着说着，她就皱起眉头。

但杨世军觉得，这钱就该由张光兴来还。“新元公司的人我也不认识，跟我也没有协议，我找他们要钱不是无理取闹吗？”他还表示，打电话跟张光兴要利息，老人对他说“我让朋友给你打过来”。

“我当时也是被他给骗了！”提起这件事，杨世军同样气鼓鼓地说，“我就只想把钱放出去挣点利息……他（张光兴）当时跟我借钱时，诓我说要在海南买房定居，谁知道扭头投资理财保健品。”

齐正也知道关于海南投资的事，据他解释，新元公司当时给张光兴的56万元，都被“海南儋州一家公司骗去”了，张光兴转账给儋州的开发商27万元要买房子，这笔钱也是齐正“花了好大力气给要回来了”。

杨世军起诉张光兴的官司，大家都在等待判决结果，这位律师觉得赢面很大，因为这“不是正常的民间借贷”，整个过程“都很荒诞”。

针对新元公司，张光兴今年5月17日才在齐正的建议下报了案，目前，这起案件正处在公安侦查阶段。齐正得到的最新消息是，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刑侦支队前几天给两位老人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案件已经开始调查了。

他们不想再接着住老房子了。半个月来，两位老人仍然住在出租屋里，抽空回来归置东西，旧物件卖的卖、扔的扔。

7月30日，张光兴的名字回到了房本上。齐正和刘曙光一致认为，房本不能让张光兴拿着，“再被人哄着签个什么，又把房子弄丢了”。

齐正回忆，一年多前，他刚成为张光兴的代理律师，不到一周就接到这位老人的电话，邀请他“入股认购”某项目。

“老爷子不会是又陷进传销了吧？”齐正急了。电话那边，张光兴含糊地说起，自己在通州。没过多久，他被送回家。齐正推测，那边大约是觉得老爷子身上“实在无利可图”。

他曾亲眼看着这位86岁的老人，在小区门口被健身房发传单的小伙子游说，差点办了卡。他不得不冲上去把老人家拦住：“我说您这把年纪就别健身了！”

“我也不能保证，到了这个岁数，自己是不是就能保持清醒，不被骗。”这位中年律师叹了口气。

近年来，涉及房产“套路贷”的案件在全国各地出现，不少案件涉及公证员办理公证时有违规违法行为。2017年8月，司法部出台《关于公证执业“五不准”的通知》，要求公证机构“不得为民间借贷合同进行公证，不得出强制执行书”，在涉及卖房委托公证时，“不得一次性把抵押、买房、解押全部写上，不得公证代收房款”等。

今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文件，提出对以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为对象实施“套路贷”，应酌情从重处罚。

齐正收集到的数据显示，仅在北京，近年来几个系列案件中，被抵押、变卖的房产超过2000套。包括今年3月立案的中安民生案800余套，今年5月立案的理房网案约450套、融房网案约200套，以及新元公司的200套等。

收拾屋子的过程中，刘曙光时不时会翻出些箱子来，里面塞着各种保健品，都是张光兴这些年买来的。

即便遭了罪、吃了官司，张光兴还是保持着自己的倔强。提及新元公司的酵素，他的评价仍是“这个产品确实不错”。

被问及以后会不会再买保健品，老爷子瞧了一眼老伴儿绷着的脸，最终，还是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