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上市公司高管的薪水一直都是个神秘的数字。而在交通运输业上市公司高管中,由于岗位需要和个人能力等差别,其高管薪酬水平的差异也是巨大的。
在整车上市公司中,受国企高管薪酬水平限高影响,民企高管薪酬普遍高于国企高管薪酬,与排名靠前的私营车企动辄几百万元的“高管金主”相比,国有车企虽然总体利润突出,但高管薪水普遍表现平平,国有控股公司上汽集团表现得尤为明显。
而在已上市的快递业公司中,在市场中有着“快递一哥”之称的顺丰快递高管薪酬遥遥领先。虽然中国国航的高管薪酬领先航空运输业一众上市公司,但是,在交通运输业中,顺丰控股的高管年度报酬总额排名首位,超过中国国航高管年度报酬总额近2倍。
2018年车企年报披露大幕已落下,市场将目光再次聚焦于汽车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情况。事实上,车企高管薪酬既能从侧面反应汽车企业的财务和管理状况,也能反映出汽车市场资本、人才的变动及趋势。
昨日,《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iFinD统计数据获悉,在管理层薪酬方面,比亚迪以7253万元的管理层报缴总额再度蝉联车企之首;上汽集团位居次席,薪酬总额达3123.31万元;长城汽车由去年亚军滑落至第三,薪酬总额为2904.42万元。
在高管薪酬方面,比亚迪力压长城汽车包揽了车企薪资榜单前三位,其中比亚迪副总裁廉玉波以757万元蝉联第一;因2017年未能完成既定125万辆年度销量目标,而自罚年薪的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及副董事长的年薪收入为563.19万元。
而作为市场投资者与上市公司沟通的桥梁,各家车企董秘薪酬也随年报予以披露。数据显示,去年董秘年薪200万元以上的车企仅有比亚迪和小康股份2家;董秘年薪超百万元的有6家,占比为26%;董秘年薪在20万元至99万元之间的最为集中,达到16家,占比70%;其中,亚星客车董秘盛卫宁年度报酬仅为19.09万元,而比亚迪同等职位年薪相当于其10倍左右。
一位不愿具名的整车公司经理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民营上市企业的造富能力惊人,但其高薪酬与企业的运营状况息息相关;国有车企高管看似薪资平平,但其职业费用水平极具弹性。
据其透露,很多高管收入的主要来源并非年报公开披露的年薪、红利和股息。上市车企披露的高管个人的薪酬总数,也只是薪酬“冰山的一角”。有些经理人的在职消费甚至超过了年收入,而这种隐蔽的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没有显著相关性。
民营车企领衔身价榜
2018年度的薪酬排行榜,依然保持着民营企业高管身价远高于国有企业、零部件企业高管身价高于整车的显著特征。薪酬排行靠前的高管人士,几乎全部来自于民营企业。
据同花顺iFinD统计,整车上市公司管理层年度报缴薪酬统计前三名分别为:比亚迪7253万元、上汽集团3123.31万元、长城汽车2904.42万元。而薪酬排名靠后的公司包括一汽轿车、金龙汽车、金杯星马和一汽夏利,报酬总额分别为534.04万元、457.89万元、374万元和372.14万元。
作为近年来A股整车企业中薪酬最高的高管之一,比亚迪副总裁廉玉波依旧雄踞榜单,以757万元的年薪一举摘得2018年薪酬第一名,并连续三年蝉联上市车企薪酬最高高管;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吴经胜以738万元年薪位列第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比亚迪公司副总裁,廉玉波竟比总裁王传福的年薪高出90万元。
长城汽车方面,公司董事长魏建军凭借569.19万元年薪收入位列公司第一;副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王凤英以540.30万元屈居第二;副总经理胡树杰与郝建军年薪为415.26万元和413.72万元,分列第三和第四位;小康股份高管年薪靠前的三位董事和副总裁,分别为刘昌东、岑远川和马剑昌,对应年薪396万元、372万元和321万元。
此外,《证券日报》记者发现,民企高管薪酬受公司业绩影响较小。数据显示,2018年,比亚迪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27.8亿元,同比下滑31.63%。然而,高管薪酬并未受波及,7253万元的报缴总数同比上涨9.7%。此外,2018年,长城汽车管理层薪酬报缴总计达2904.42万元,22.84%的同比增幅远大于4.05%的净利润增速。
有业内人士表示,高管年薪只是车企某一阶段的劳务报酬体现。如果算上股权价值,事实上车企高管们财富更为惊人。以比亚迪目前每股55.19元的收盘价为例,王传福所拥有的5.13亿股(包括流通A股、受限流通股),股权总价超过283亿元;而根据最新胡润富豪榜,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夫妇身家也高达252.5亿元。
国有车企扎堆“百万元梯队”
在整车上市公司中,受国企高管薪酬水平限高影响,民企高管薪酬普遍高于国企高管薪酬,与排名靠前的私营车企动辄几百万元的“高管金主”相比,国有车企虽然总体利润突出,但高管薪水普遍表现平平,国有控股公司上汽集团表现得尤为明显。
《证券日报》记者统计发现,国有车企高管年薪普遍集中在100万元至200万元之间。其中,江铃汽车董事熊春英年薪为165万元、执行副总裁金文辉年薪144万元;宇通客车董事长汤玉祥与总经理牛波年薪同为160万元;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总经理冯兴亚年薪分别达119.91万元和138.71万元;此外,东风汽车董事长丁绍斌年薪为123.42万元、总经理陈斌年薪为140.66万元。
而对于排名更加靠后的国有车企来说,高管的薪酬则稍显“寒酸”。与“百万元梯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汽轿车总经理柳长庆年薪为70.88万元;一汽夏利总经理田聪明年薪为62.06万元;中国重汽总经理于瑞群年薪仅为67.31万元;而*ST安凯总经理查保应年薪仅为29.77万元。
对此,一位不愿具名的整车企业经理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市车企披露的高管个人的薪酬总数,并不能涵盖隐性收入和额外的奖金等收入。据其透露,很多高管职业费用水平极具弹性。可以通过“消费权”灵活配置和使用包括办公费用、差旅费、通讯费、海外培训费、董事会会议费等费用报销。
董秘年薪差别高达9倍
值得关注的是,身兼多项重任的车企董秘们,年收入又是几何呢?
《证券日报》记者据iFinD统计显示, 23家上市车企董秘薪酬中,比亚迪董秘李黔去年的报酬是208万元,成为上市车企中最赚钱的董秘。
从履历看,除董秘一职外,李黔还身兼数职—现任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秘书,并担任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之联席公司秘书及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李黔薪酬额为200万元,较去年略低。
小康股份、上汽集团、江铃汽车、长城汽车、广汽集团5家上市车企紧随比亚迪,2018年董秘薪酬分别为202万元、189.11万元、118万元、115.6万元、114.65万元,均实现了百万元年薪。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市车企中,董秘的岗位薪酬跨度巨大。据iFinD数据显示,在已披露2018年年报的23家上市车企中,董秘年薪在200万元以上的仅有比亚迪和小康股份2家;董秘年薪百万元的有6家,占比26%;而董秘年薪在20万元至99万元之间的最为集中,达到16家,占比70%;董秘年薪低于20万元的只有亚星客车1家,其董秘盛卫宁年度报酬仅为19.09万元,相比比亚迪同等职位年薪相差9倍之多。
有车企董秘向记者透露,尽管同为上市企业,但国企与民企、内陆与沿海,以及每家公司体量、规模和在行业中的地位不同。同时,由于岗位需要和个人能力等差别,董秘薪酬水平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