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结束，各高校的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录取开始进行校测。自主招生和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是我国高考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在传统高考按分数录取之外，关注学生的个性、兴趣额、特长，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引导基础教育摆脱应试教育。

　　总体看来，随着高考的推进，我国学生的升学渠道变得多元，除了传统高考按分数录取外，还有高水平艺术团招生、高水平运动队招生、高水平大学自主招生，省内高校三位一体综合素质评价录取，以及高职单招、高职注册入学、申请入学等等，有媒体总结了进高校的九种途径。

　　但必须注意到，这指的是升学途径，虽然途径多元化，但每条途径关注的主要是学生的考试分数，而对于高考升学，我国有的考生、家长还把高考作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追求进名校，包括选择艺考、参加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都希望能实现“名校梦”。

　　在今年高考期间，就出现了高考生自杀的悲剧，这需要进一步推进高考改革，与人才评价改革，让我国学生不再走大学独木桥和名校独木桥。

　　今年高考，“00后”成为主角，相比10年前的“90后”成为高考主角，过去10年来的高考与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2008年，我国高考人数1050万人，是报考人数最多的一年，当年高考录取比例为5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3．3％。

　　而10年后的现在，我国各地的高考录取率已经超过80％，有部分省市的高考录取率已经超过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6年已经达到42．7％，按照有关预测，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到2020年，将达到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

　　简单来说，“00后”学生高考，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下的高考。这是和“90后”学生高考最大的不同——“90后”参加高考时，我国高等教育刚进入大众化时代不久。

　　而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高考，和高等教育精英化、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高考，虽是同一个高考，但内涵已经大不相同。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整个社会应该有新的高考观念，并以新的高考观推进高考改革，以及学校办学改革。

　　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社会对于高考，就有一种基本共识：“高考改变命运”。客观而言，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被认为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标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即处于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同龄学生中，只有少数人能上大学，因此，高考被认为“改变命运”是符合现实的，在这一阶段，能考上专科院校，对于农村学生来说，也属于“跳龙门”改变自己的身份。

　　但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考录取率提高，进大学的同龄人增加，高考改变人命运的功能就越来越弱；到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同龄人大部分都上大学，上大学就更不具有改变命运的色彩了。

　　可我国社会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仍存在“高考改变命运”的认识和期待，这是和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完全脱节的社会观念。

　　这种观念也带来多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整个社会和基础教育的“名校情结”，为追求“改变命运”，我国的高考，从精英化时代的“上大学独木桥”，变为普及化时代的“上名校独木桥”，学生和家长们认为，考上一般大学已经无法改变命运，只有考上名校才能改变命运。而由于只有考上名校才能改变命运，大家发现，高考竞争没有随高等教育资源的增加而减弱，反而，高考竞争更加激烈，这增加社会的高考焦虑。

　　其次，在我国部分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这是与高考改变命运相对应的。因为只有考上名校才能改变命运，对于那些预计未来无法考进名校的学生来说，就可能放弃读高中，进而放弃读初中。我国农村辍学率回潮，与这种观念有很大关系。

　　其实，考上名校才能改变命运，这把高考升学的功能定位会给受教育者一个“身份”，当高考升学不能给受教育者一个“身份”时，就会觉得升学没有价值。这就是学历社会的教育观和人才观，接受教育关注的不是获得能力的提高、个体的完善，以个体的能力的提高，改善个体的生活，而是关注进入某校获得学历文凭。这就使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价值大打折扣。一方面，社会关注的最优质的高等教育，并把高等教育等级化，这样一来，再怎么丰富高等教育资源，受教育者的选择都受到限制——不愿意去大家视为不好的学校，比如地方本科、民办院校、独立院校、高职高专；另一方面，高等学校办学，不重视教育内涵，只是回报给受教育者一张文凭，因为在大家心目中，获得什么文凭比获得的教育质量更值钱。

　　为此，我国应进一步深化高考改革和高等教育改革。高考改革要着力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以此扭转基础教育的“唯分数论”，而高等教育应该消除教育的等级、身份，不应该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从2015年起，我国已经在推进取消高考录取批次的改革，上海、浙江、山东、广东已经将本一、本二融合，这对消除学校的身份标签，扩大学生的学校选择空间，有积极作用，期待进一步取消可能制造教育、学校身份的教育工程、计划。由此实现多元评价和多元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