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敦康先生，湖北汉阳人，出生于1930年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任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于2019年7月14日早晨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九十岁。
余敦康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对儒、释、道三家均卓有建树，视角独特，思想深刻，特别是在儒学、玄学、易学三个领域，用功最深，建树最多，成果斐然。代表作有《何晏王弼玄学新探》、《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魏晋玄学史》、《中国哲学发展史》（合著）、《中国哲学论集》、《夏商周三代宗教》、《春秋思想史论》、《易学今昔》、《汉宋易学解读》、《周易现代解读》、《哲学导论讲记》、《中国哲学的起源与目标》等。余先生是当今中国哲学研究中最具思想创造力的学者之一，他的易学研究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国内外学者所推重。
关于儒家，余先生在《论儒家伦理思想——兼论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一文中指出：“儒家作为一个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基本特征，不在于哲学理论和政治主张，而在于伦理思想……在历史上呈现为一种辩证的运动过程，它的内部的逻辑结构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关于玄学，他认为，玄学的本质是玄学家在极为严峻凄惨的社会环境下，重新探求天人之际以便解决个体安身立命之道的精神探险。他结合自身人生体验，从得意忘言的角度重新探索魏晋玄学的本质，在此领域开出一片崭新天地。他的易学则从文化精神演变的高度，从价值与真实的历史连接上，重构了易学思想系统而卓然成家。他还深入探索中国古代宗教，以便为中国哲学寻找早期源头。他提出诠释学是中国哲学唯一进路的思想，会通中西，跨越古今，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关注中国文化精神的阐发，孜孜探求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余先生多年来传道授业，以身垂范，有许多优秀的学生弟子，在相关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的学生已是专业领域中的翘楚，以下邀请了余先生的几位学生，从不同角度叙述先生的思想风貌，以表达对这位哲人、思想家的景仰与哀思。
2008年余先生在北大燕园四号院讲《周易》。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读大学的。“五四”后的新文学创作曾对我的精神启蒙发挥过重要影响。当时系里老师的专业，多以古典见长，但在整个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古典学问都没有能够真正触动我的兴奋点。1990年代初，受余敦康先生《儒家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中国与世界》第3辑；三联书店1988年）等论著影响，开始关注儒家学说，并渐渐产生亲和感。后来做博士学位论文，就顺理成章地选了这方面的课题。现在余先生遽归道山，全面总结他的思想成就超出我的学力范围，这里谨就他在儒学传统阐释方面作出的个人贡献谈谈点滴体会。
就话语形式看，余先生上世纪80年代的儒学研究，借重的主要还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但现在回过头去看，他的儒学阐释实际上包含着某种比较文化的视野。立足这样的视野，余先生认为，维护父权的伦理观念具有世界范围的普遍性，但只有在中国，它才获得了充分发展，并贯穿在历史不同阶段。背后原因，主要不在于儒家学派的倡导或王权政治的利用，而和中国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特殊路径有关。从梭伦变法起，氏族血缘对古希腊社会个体成员的支配关系就开始被冲破，由此形成以地缘性团体为支撑的国家，居民身份依据掌握财产和权力的多少加以区别。与此不同，中国早期国家是利用原有氏族组织进行建构，统治集团固然依照血缘分配财产和权力，被统治集团同样保留聚族而居的形式，因此，宗法关系不但没有因为国家出现而崩溃，反而通过和政权机关的融合而强化了，并最终演化成为政治、经济等所有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这就给以父权制为核心的宗法伦理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儒家能从与道墨名法等诸家的竞争关系中最终脱颖而出，就是因为其主张更切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这种宗法特性。
这套话语方式对我有亲和力，是因为它激活了我个人早年生活的某些记忆。我出身皖北农家，皖北平原上的村落，命名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以村落主体家族姓氏为名，二是以村落主体家族姓氏结合特定标志物为名，当然也有个别村落名就是单纯地理方位或特定标志物。这种命名方式让外来者很容易注意到村庄和家族之间的对应关系，村庄不仅是地缘性聚集，还是宗法组织。国内外都有学者主张，统一的中央王权与“封建”不可能并存，但就我的感受而言，这种判断联系着的更多是庙堂或城市的视野，如果有意识地将观照角度转向乡村，感受可能就会有所不同。五帝公天下，三代家天下，但三代时期“王”对整个“天下”的领有权，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经周秦之变，基本政治制度层面郡县代封建，但就全社会范围看又确实仍保持着相当的“封建性”。所谓“皇权不下县”意味着，广大乡村地区基本处于自治状态，自治的主要依托就是宗法家族。对应于国家政权层面上帝王的“家天下”，还有众多社会细胞层面上的“家天下”，百姓乃至万姓的“家天下”。
现代以来的儒学研究，主要依托“中国哲学”这个学科体制展开。受“哲学”概念的西方背景引导，儒学研究者普遍偏向对古典思想资源中所谓“哲学性”的开发，有意无意地要将儒学定位为理论化的概念范畴体系，从胡适，到余先生的老师辈如冯友兰、张岱年等，都能很容易地看出这种偏向。相形之下，余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则发生了某种变化。所谓比较文化视野意味着，不仅借重比较的方法，而且引进融入了某种文化研究的观念。由此出发，就会很自然地强调，儒学不是玄远自足的理论范畴体系，儒学的属性与功能，只有在与日常现实进程的互动性关联中，才有可能得到真正切实的透视与把握。由此出发，后来在《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等著作中，他才有可能发展出某种更具体系性的、以即“用”以释“体”为突出特色的哲学史阐释方法。
余先生手稿
《魏晋玄学史》
《哲学导论讲记》
